那是比利時的第二大城市，擁有最多的外來移民人口，中央車站的正對面就是與周圍景觀格格不入的中國城拱門，街上的人有著各種膚色，錫克教的男人仍然裹著六尺長的頭巾，猶太教徒依然在髮際兩側留著捲曲的長髮，偶爾走在路上能聽見店裡傳來中東的音樂，老闆穿著傳統伊斯蘭教的衣服，女人們頭戴圍巾，在每年夏天，赫賈里陰曆的第九個月，他們遵守著齋戒月的規矩。
他們在電車上翻閱著免費的報紙，在超市裡比較兩樣商品的價格，在公車站傳封簡訊告訴情人自己在路上了，在星期五晚上和朋友在某間小酒吧碰面，趁著Happy Hour結束前趕緊再點一杯。他們笑，他們哭，他們期盼，他們失望，他們嘗試，他們需要，他們去愛，就如同這個城市的其他人一般，即使有時候稍顯突兀，卻又不盡然。

 

那些人的臉孔對我來說永遠是模糊的，我不認識他們，不知道他們的名字，更不知道他們在這個歐洲城市做些什麼，但是他們代表著一個文化的移植，一個信仰的傳承，那樣強烈的象徵意義總是清晰。我想像他們剛踏上這片土地時眼神裡有著焦慮與緊張，他們的媽媽一邊嘮叨著「在路上別餓著了。」一邊把一袋又一袋的食物塞進行李箱裡的樣子。行囊裡裝滿了希望與恐懼，這不是旅行，不是一趟出走，更不是一趟讓人期待的假期。這是與一種生活方式分手的過程，痛不欲生，卻又別無選擇。

 

星期五晚上，我與朋友坐在一間老舊的小酒館角落，每當門一推開，一陣冷風就會毫不猶豫地灌進來，吧台後的老闆會向客人點頭示意，在位置上等人的客人也會朝門口瞄一眼，朝著剛到的朋友揮手微笑。晚上十一點多，小酒吧正熱絡了起來，叮啷一聲木門被推開，老闆卻撇過了頭，在座沒有任何人朝他招手，他手裡抱著一大束單朵包裝的玫瑰花，在一堆圓木桌裡徘徊，彎下腰，低下頭。「玫瑰花，有人要買玫瑰花嗎？」他說著不熟悉的語言，那樣的腔調有著濃得化不開卻又無人過問的鄉愁，大多數的人對他揮揮手，示意要他離去，並且快速的將自己拉回朋友的話題裡。我明明手裡握著硬幣，卻在他到我的桌邊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能愣愣的看著他離開，他步出酒吧，在寒冷的夜晚走進一團又一團溫暖的暈黃，感受一次又一次的漫不在乎。

 

我就這樣盯著他的背影，一直到他消失在視線裡，那樣的場景明明在我眼前上演過千百回，我卻無法解釋為什麼那個背景揮之不去。我們在啤酒瓶與紅酒杯間談論起上個月有一千一百個非法移民勞工，從北非利比亞偷渡到義大利，過度負載的小船在海面載浮載沉，在一陣暴風雨後，船沈沒了。他們因為被鎖在船底，沒有辦法逃生，全數罹難。那樣的故事每天每天都在上演，歐盟不願意派人救援，因為他們怕非常移民會倚仗著救援，便變本加厲的偷渡。

 

他們用一輩子的努力，去換一張偷渡的船票，像在輪盤上賭上身上所有的籌碼。每年有三萬人沒有辦法越過那片海，他們清楚地了解，出發了，不一定到的了。即使好不容易才夠踩在義大利或是西班牙的國土上，還得再想儘辦法到其他經濟較好的國家，有很多人，最後只能在街邊乞討，又或著像那個揮之不去的背影一樣，遊走在酒吧與餐廳間賣花。 一些運氣比較好、能夠負擔合法移民的人，也許在異鄉開一家小商店，仍然賣著家鄉的特產，一些我在別的地方找也找不到的異國香料與食材，都藏在那些小店鋪沾滿灰塵的小櫃子裡。

 

我在小酒吧最繁忙的時候離開， 走在回家的路上，那個人的背影仍然懸掛在腦海的某個角落，街上盡是喝醉了的人群不斷叫囂著，在紅綠燈旁的一間小雜貨店門口，我又看到他了，手上仍然捧著一大束玫瑰花，幾乎跟我在幾個小時前看到他時一樣多，另一手拿著廉價的白麵包，低著頭慢慢咀嚼。

 

「你想吃薯條嗎？」我忽然走向他問。

「啊？」他有點錯愕。

「你想吃薯條嗎？我想點一份，但是我一個人吃不完，要不要一起吃？」

 

我沒等他回答，就向老闆點了一份，幾分鐘後把冒著熱氣的薯條遞到他面前，我們站在路邊吃了起來。沒有太多對話，即便我好想問起他的故事，想知道他從哪裡來，他的家鄉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？但是對話卻內容怎麼也脫離不了天氣。

 

「好，那我要回家了，晚安。」我說。

「給你。」他遞來一朵玫瑰花，然後轉身離去。

 

還是一模一樣的背影，每走一步都讓我心上的那根釘子往裡頭敲一些。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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